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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战在中国一地埋藏化武约33万枚 艰难启动销毁

发布时间:2019-06-24 21:4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哈尔巴岭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日遗化武埋藏点,该地埋藏日遗化武约33万枚。

  二战后,日遗化武在中国埋下巨大隐患。处理日遗化武,既是解决中日间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风向标,也是日本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迟来履约。日本本应在2007年4月前销毁遗弃在华全部化学武器的承诺,延期至今,仍未完成。

  2014年11月26日晚,敦化,23岁同庚的周桐、于志刚来到“发小”刘浩的家碰头。

  “你没以前结实了。”多年不见,周桐把手搭在于志刚身上说。于志刚面露无奈。他身材略胖,戴着一顶遮没耳根的帽子。他告诉周桐,这两年哪也没去,“一直在家养病。”戴帽子就是因为身体虚,“怕风”。

  十一年前,200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们在敦化马鹿沟的一条小河里捡到一枚炮弹。马鹿沟地处深山,归莲花泡林场管。因为祖母、外祖母居住于此,他们常来这里。

  那场遭遇被称为“莲花泡7·23事件”。周桐记得,那天,“发小”刘炽也在场,是他最先发现炮弹的。四人当时在河边玩耍。浅水清澈见底,一个椭圆形的物体斜着扎进泥里。周桐上前,抱着它慢慢拔出,挪在岸上。炮弹大约七八斤重,斑驳的锈孔里全是泥。

  周桐捡起一根树枝,捅入弹体。黄色的液体淌了出来。他把树枝向外一拔,一些液体沾到刘浩小腿,刘浩右手一摸,手指上也沾了些。

  一股刺鼻气味弥漫开来。于志刚当时就跑开了,“是一股酸臭味”,他向京华时报记者回忆。周桐抱起炮弹,后来又扛了一会儿,他的右大腿和背上都沾上了黄色液体。不久,他撂下炮弹,将之立在河边。

  “当时都小,不知道这东西有毒,完全没意识。”周桐说。他和刘浩在河边清洗了沾过液体的部位。“当时没有感觉,到了晚上,沾过液体的地方通红一片,针刺一样疼,醒来之后,上面全是水泡,像烫伤的。”

  开始家长没太在意。后来,两个孩子的水泡愈加严重,有村民怀疑他们中了毒。此事上报到林场,再逐级上报,延边州及敦化市组织卫生等部门到林场调查。4个孩子均被送医,于志刚和刘炽并无大碍。

  敦化市医院烧伤科的医生诊断分析,刘浩和周桐可能中了芥子气毒。这个判断事后被专家确认。

  他们在河里挖出的是一枚化学武器——芥子弹(或称芥子气弹),这些孩子当时不知道芥子气的恶名——在诸多剧毒气体中,芥子气号称“毒气之王”,不仅杀伤力大,还将对受害者造成巨大痛苦。

  “从那件事之后,我的免疫力变差,经常感冒。”于志刚怀疑,他手抖的毛病是当年闻到毒气留下的后遗症。北京宣武医院的诊断记录显示,他的病症为“骨髓空洞”,“医生怀疑是接触过有毒的化学物质”。

  “莲花泡7·23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日本专家随后确认伤人炮弹为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调查人员在莲花泡附近发现30多枚炮弹,至少26枚被确认为毒气弹。

  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多个战场上大规模使用芥子弹等化学武器。一战时期,德国最先将芥子气弹制成的炮弹投入战场,引得各国效仿。一战中,芥子气造成了6800多人死亡,后来,它被世界各国定为非人道主义武器。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根据档案资料统计,日本从1931年到1945年共生产毒气7376吨,装填毒气弹(筒)751万多件。战败时,留在日本本土的毒剂有3875吨,其他3500多吨都在中国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将大量化学武器分散遗留在中国境内。后来发现日遗化武的省、市、自治区达10多个,尤其在日军准备对苏作战的东北地区、战争物资集散地南京地区以及中国东南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数量众多。

  日军在敦化遗毒最多。敦化位于吉林省东北部,在日伪时期,既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重镇,也是日伪对苏作战的重要防线、战略要地和物资集散地。在伪满铁路当过火车司机,现年90岁的陈延生是一名历史见证者。

  陈延生向京华时报记者回忆,“8·15”投降前的一个多月,驻在牡丹江的关东军第一军撤到敦化,同时运来大量军需物资。“每天约4列,每列38节。炮不多,主要运的是炮弹。”

  陈延生说,他当时发现一件怪事。军列到达敦化后,有中国劳工搬运炮弹,中间的车厢,日本兵也搬炮弹,但与众不同,“都经过特殊训练,炮弹轻拿轻放,不是放在地面上,而是下坑埋。”

  这个疑惑日后被揭开。陈延生后来进入县政府工作,参与日遗废、毒弹的处理,方知当年日本兵搬运的是毒气弹。陈延生介绍,经过调查,日军当年还用汽车将这些毒弹送往敦化的秋梨沟、马鹿沟等地,有的抛弃在山野,有的被埋在地下。

  对于敦化日遗化武的分布,吉林省博物院现任副院长赵聆实曾作调查。赵撰文称,1945年8月19日,苏军攻占敦化,日军运来的这些毒弹因苏军推进迅速未派上用场,就这样大量被留在了敦化。“当时,苏军炸毁了一小部分炮弹,因无人管理,其余的炮弹(含毒弹)散落到敦化10个乡镇的田间、沼泽、荒野及灌木林中,形成了现在的北起尔站西沟河,南临大林水库,东毗安图县亮兵乡大西村,西至江东乡万福村,南北纵长85公里,东西横向最宽36公里、最窄12公里的废、毒弹散落地带及敦化偏北30多公里的额穆镇及黑石乡两处遗留地,总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

  陈延生介绍,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敦化境内不断有人因接触四处散落的炮弹、毒气弹而致伤致死,仅大桥乡就死伤百余人。

  当地文件记载,全县死于毒弹有姓名在册的就有747人。最早一起是1945年9月,西吉祥村一枚日遗毒弹(航弹)爆炸泄漏,全村30多户200多人有一半中毒身亡。仅1947年,每个月都有人受日遗毒弹伤害致死,全年共计92人。少的月份死亡1人,最多的8月份死亡24人。

  共和国成立后,敦化于1951年成立了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下称废委会),负责调查日遗废、毒弹的散落情况及搜集、处理废毒弹。调查发现,日军遗弃的废、毒弹数量巨大,散落面积广,特别是化学毒剂弹的数量占相当比重。

  1953年,废委会由军方移交敦化地方,直属吉林省办公厅。陈延生当时担任县政府政务秘书,成为废委会中的一员。现年84岁的刘立爱,也于1953年介入这项工作,担任处理废、毒弹的民兵。

  “当时我们被调到吉林、四平、梅河口,把当地发现的毒弹运到敦化。”刘立爱介绍,敦化境内的,只能向老百姓打听,“那时候没有探测器,很多毒弹散落在沼泽地,沉在土里,藏在草里,封冻之后看不到,春暖一化,大雨冲刷,偶尔会被打草砍柴的老百姓发现”。

  刘立爱称,他们经过培训,能区分什么是炸弹,什么是毒弹,搬运时戴白线手套,轻拿轻放,但培训内容简易,没有防化服、防毒面具,有时口罩都不戴。“我们把废、毒弹分为两类,一类是杀伤弹,另一类是毒弹,也就是化学武器。所有废、毒弹都集中到大桥站,毒弹露天存放,杀伤弹在附近的销毁厂集中销毁。”

  2014年11月28日,京华时报记者回访大桥站,该站已取消客运,仅供货运和客运临时停车,南面三四千米有一座隶属军方兵工厂的销毁厂,四面有铁丝网和电网。附近村民称,销毁厂以前是废委会的作业场地,当年附近少有人居住,铁轨边炮弹成堆,直通销毁厂。

  陈延生后来担任废委会副主任、敦化县民政局长。据他介绍,到1961年,包括敦化在内,各地能发现的毒弹基本搜集完毕。1963年,废委会撤销,县政府责成人防办负责此事。此后,化武中毒事件渐少发生,但这并不意味毒弹全部“剿”清。

  半个世纪以来,分布全国各地、未能及时发现的日遗化武埋下巨大隐患。据中方统计,截至2006年9月,在19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地点相继发现日遗化武,且数量巨大。

  1991年,河北藁城市藁城中学改建宿舍楼,从地下挖出52枚弹体锈蚀的日遗化武,20多人中毒。2000年4月,南京下关区一建筑工地发现日遗化武,数量多达17600余枚,此前一年,同一地区发现6000余枚毒气弹。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发生毒剂泄漏事件,造成1死43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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