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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包含了哪些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发布时间:2019-10-03 00:1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古代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思想上的天命同反天命、有神论同无神论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百家争鸣生动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道”、“鬼神”发起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道,而孔子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道鬼神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道鬼神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孙武对于“天”作唯物的解释:“天者,阴阳、 寒暑、时制也” ,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去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鲜明的无神论思想。

  孙武在否定天道鬼神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 如“ 昼风久,夜风止” ,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

  孙子的朴素唯物论,还表现在他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主张力避主观、力求客观。如《火攻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国君不可以因一时愤怒就轻率地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因一时的恼怒而冒然致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就停止。从国家利害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感情出发,是正确决策的第一步。

  几百年以后,曹操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三国时期有许多事例印证了这一思想。如蜀汉昭烈帝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怒发倾国之兵以伐东吴。此一兴师,并非出于国家的考虑,也非为人民利益着想,而是以兄弟私义高于一切,感情用事,因此招致惨败,被东吴都督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白帝城托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马懿:当司马懿与诸葛亮在祁山对垒之际,任凭蜀将如何挑战骂战,司马懿总是坚守不出。当诸葛亮遗“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女人衣裳)给司马懿时,懿仍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 竟也豁达地收下。 圣人云“ 小不忍则乱大谋”,信哉!

  《孙子兵法》开卷第一篇就着重论述以“ 五事七计” 预知胜负。 “ 五事七计” 就是指综合国力。

  孙子曰:“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

  “道”,即民心,即政治信誉。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民众与君主是否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死而无违疑之心,是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孙子之后,孙膑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儒家孟子在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的关系时,将“人和”放到首位。可见,他们的观点与孙武是一致的。打仗总是要由“人”去打,人民如果不愿意效力,这场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取胜的。

  例如春秋时期,晋平公打算兵伐齐国,他首先派大夫范昭去观察齐国的政治动向。范昭回到晋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齐国不可攻伐。当我想羞辱其国君时,被晏子看穿了;想冒犯其礼法时,又被其太师识破了。”孔子听到这件事后,感叹说:“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齐国政治清明,就已经“ 战胜于朝廷” 了。

  “天”,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地”,是指道路之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这都是制约战争胜负的自然物质条件。 《 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也”,就是考虑了“ 天”、 “ 地” 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制约。

  例如,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周瑜向孙权分析了曹军所犯的“四忌”:一是北土未平,后患犹存,而曹却久于南征;二是北军不习水战,曹操却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三是时值盛寒,马无藁草;四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这是曹操不顾自然物质条件必然招致失败,而孙、刘则可以致胜的重要原因。

  “将”,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敢和严明五项卓越品格。惟智能谋,惟信能守,惟仁能爱,惟勇能战,惟严能临。此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例如,春秋时期田穰苴治军。田穰苴为齐景公时大臣,因官拜大司马,又称司马穰苴。他很有韬略,文能服众,武能威敌,且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他斩了齐君宠臣庄贾,而使三军震动,威信大增。同时,他十分关爱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受到士兵爱戴。当晋燕之兵侵入齐境时,田穰苴领兵拒敌。部下个个奋勇杀敌,连病弱士兵也纷纷请战,军威大振。晋燕之兵只好闻风而逃。

  “法”,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法严则治,治则强;法疏则乱,乱则衰。 法令行,士卒用命,军队战斗力会有显著提升。

  例如,鲁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国军队将要袭击郑国。当秦师路过周都洛邑的北门时,兵车上的士兵都摘掉头盔跳下车(表示向天子致敬),而后又跳跃着登上战车。

  这一情景正好被年幼的周大夫王孙满看到,他就对周襄王说:“秦师定然要失败。”周王问:“这是为什么?”

  王孙满回答说:“秦师轻佻又无礼,轻佻必无深谋远虑,无礼必是军纪不严。此军入险地,怎能无败呢?倘若秦师无败,那就是圣人的道理不起作用了!(原文:‘秦师无谪,是道废也’)”

  从上述五项基本要素分析比较: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据此,就可预知谁胜谁负。

  为进一步阐述综合国力是决策战争的重要依据,孙子还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

  战争是一件极其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件。如果动用战车千辆,辎重千乘,士卒十万,千里馈粮,每天光是正常开支就要耗费千金。 后来曹操对此注曰:“ 购赏犹在外之也。”悬赏的钱还要另外追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财力物力,十万之众的大军才可能开动起来。消耗如此之巨,国家一般承受不起。如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势必导致兵锋困顿,锐气挫伤,国家草野之物耗尽,军队战斗力完竭。

  立足于此,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原则。即,用兵贵在战机出现时,迅速采取行动夺取胜利,而不要旷日持久。所以,孙子说:“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另外,在具体分析国家之土地、人口、兵员等的关系时,《 形篇》 又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孙子认为:由于敌我双方拥有土地面积的不同,就产生衡量全国物产和人口的“量”不同;由这种“量”的不同,就产生能够动员和供应多少军队的“ 数” 不同;而这种“ 数” 的不同,又产生对双方军力强弱对比的“称”不同,也就构成双方胜败的物质基础,进而就可以初步判定胜券谁属的问题了。胜利的军队较之失败的军队,就好比以“镒”称“铢”那样处于绝对优势(铢、镒是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十四两为一镒),而失败的军队较之胜利的军队,则像以“铢”称“镒”那样处于绝对劣势。

  唯物论认为,凭感官直觉所得到的认识,不过是一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它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战争现象较之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更带所谓‘盖然性’。因此,对于战争现象而言,尤其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认识不断深化。

  孙子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可称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经典:“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这里所说的“ 树动”、“草障”、“ 鸟起”、“ 兽骇” 是现象,而“ 来” 、 “ 疑” 、 “ 伏” 、 “ 覆”才是本质。

  用假象调动敌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用。孙子在《势篇》中还有一段描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向敌示以军形,敌人就会听从我之调动;投放小利,敌人必然会来夺取。用利益诱动敌人,再用劲兵去对付它。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治而示之以乱。如韩信佯弃旌旗战鼓而示乱,以斩龙且。韩信率汉兵入齐,齐王田广东逃高密。项羽遂遣骁将龙且领兵火速援齐。于是,楚汉两军夹潍水对阵。韩信令人于夜中囊沙壅水上流,而后与楚军战,佯弃旌旗战鼓败走。龙且挥兵渡水,韩信使人决壅囊,潍水大至,龙且军溺死无数。汉兵回戈急击,遂斩龙且。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勇而示之以怯。如孙膑令军减灶而示怯,以破庞涓。 齐威王十六年,庞涓指挥魏赵两国联军攻伐韩国。韩国求教于齐。齐以孙膑领兵,仍以“攻其必救”战术首先直捣魏都大梁,迫使庞涓回师自救。而后利用“ 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 这一特点,采取逐日减少做饭用的土灶的办法,隐匿作战意图,调动敌人。最终导致魏军判断错误,尽弃辎重,星夜追击齐军。魏将庞涓兵败自刎。

  示以军形,可以是军强而示之以弱。如匈奴藏匿精壮而示弱,以围困汉高祖刘邦。西汉初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逼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自领兵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冒顿为诱使汉军北上,把精锐部队全部隐匿起来,只留一些老弱残兵于外。汉军32万人一路北上,到达平城,即被冒顿的40万精兵围困,激战七昼夜方解。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认识不断深化、从而达到“真知”的过程。

  孙子曰:“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

  孙子认为:通过战争实践,即试探性地进攻,可以获取敌人的真实情况。策,原是古代运算时用的一种筹码,转意为筹谋,出谋划策。筹划谋算,研究敌(我)计谋的得失;挑动敌人,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敌情,察知敌人的虚实备虞状况;与敌作试探性的接触,较量,以发现敌(我)的有余和不足之处。

  由此可见,孙子不仅重视对于所获取材料的分析判断,而更加重视实地地调查研究。同志曾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选集》合订本第264页)在这里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2000多年前的孙子的观点是一致的。

  孙武认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认清形势、科学决策、正确指挥,运用战争规律指导作战,是能够取得战争主动权的。他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讲要想办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还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篇》),也是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在作战中取得主动,避免被动。

  孙武把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这就可以避免机械唯物论的错误。

  辩证法是哲学里面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讲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运动规律的。辩证法的主要之点:一是事物内部是可分的,一分为二,负阴抱阳,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二是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三是事物是永恒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 四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 的辩证思维。孙武说:“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孙武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这种关于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

  《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孙武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曹操对此注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孙子十家注》卷一《计篇》)。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 孙武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运用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

  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

  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

  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军志》上说的“有德不可敌”(政治清明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可谓一脉相承。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

  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

  《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

  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

  《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

  《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激烈斗争的需要,兵家出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卷十四《成公十三年》),即国家的重要事情是祭祀和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擒敌致胜”的军事理论。

  孙武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后期。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又是武将世家,因而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能接触军事文献与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孙武总结了那些战争的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形成了《孙子兵法》十三篇这部伟大著作。

  后来,孙武随父亲流落到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过伍的推荐,孙武带着兵法书稿见到吴王,得到吴王赏识,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楚国20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此后,孙武辞去军职而隐居乡间,专门修改完善他的《孙子兵法》。

  可见,《孙子兵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因而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 我们学习《 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踊跃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印证、感悟,在实践中提高、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孙子兵法》尽管饱含着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它毕竟不是哲学专著。它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寓于对战争和军事的论述之中的,仍然是朴素的,仍然处于不自觉的阶段。真正使唯物论、辩证法上升为成熟的哲学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学习运用《孙子兵法》 的哲学思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不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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