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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微信专稿 追溯时光的锋刃——《长河逐日》读后(二湘)

发布时间:2019-07-30 17:4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作者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青少年时期即加入马共,20岁后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戎马半生;母亲则从苏北的乡村少女,成为新四军……半个多世纪后,薛海翔从衡山路上的寓所往街道上“凝望”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的父亲的身影,开始了遍及海内外的家族寻根之行,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停留、长思,他记录了从当下回溯岁月的足迹,打捞出上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与跌宕生涯。

  在并不算长的篇幅里,读者跟随着作者的足迹,追溯他的父亲母亲的革命之路,跟随着他一次次透视到时光的深处,一次次打捞出一个个或清晰或含糊的命运的节点,而这些或偶然或必然的节点又将连接成怎样的一副人生轨迹拓扑图?

  一个是马来西亚穷苦人家的孩子,一个是苏北农村的少女,他们经历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青春都是在刀锋之刃上渡过,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渡过,都是从赤贫懵懂的少年成长为红色革命青年。他们从各自的起点出发,仰望不同的星空,走上各自的革命朝圣之路。他们的人生轨迹曾经近在咫尺却又一再错过,直到最后在解放了的大上海相交相知,却又在七年后分岔,之后永不再相交。

  “如果时间能够折叠重合,形成四维空间,我站在2018年衡山路我寓所的窗口,写作之际,俯首就能看见1949年父亲和他们的战友们,穿着浸透汗渍和硝烟的军装,打着结实的绑腿,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脚步硬朗地从我楼下通过,洪水奔腾般地向东涌去,卷向市中心,势不可挡;如果他偶然抬头,就能看见70年后的我,在高楼上凝神注视着他和他的战友的隆隆征程,目送他随着历史潮流的推涌,消失在衡山路浓荫满目的尽头,融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

  由此可见,作者秉持的是一个客观,全面却又是俯瞰和超脱的角度。他把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录糅合、交错、对比、阐述,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一幅生动跌宕而又曲折感沛的革命前辈成长路线图,而这同时也是作者本人溯源探觅家族旧痕,回望父亲母亲来时路的寻根之旅。家与国,人与事,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扭曲,一次次冲击交错,重叠再生,时光的暗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和这个世纪海角天涯的寻觅中翻卷沉浮,潮起潮落,令人心生慨叹,唏嘘不已。

  自始至终,作者都是用一种相当冷静、客观、诚实和探究的态度来回溯父辈们的革命经历。当面对历史的模糊和记忆的偏差时,作者都给出他所知的版本,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

  印象深刻的是父亲郭永绵卧底伪军,当知道消息败露,大规模排查即将把他暴露的时候,郭马上从伪军队伍里逃跑。第一种说法即郭在1975年的交代稿里所言,是得到上级指示后才撤离,而在上述交代的二十年后郭对儿子,即本文作者的叙述却是没有得到上级消息就跑了。作者分析后认定第二种说法才是真相,才是符合人性的。他的分析锋利如刀刃,没有丝毫的掩盖。

  又如母亲薛联口中的南麻临朐战役和历史的书写是全然不同的。薛联说起这次战役是自豪而心有余悸的:“庆幸整个五大队死里逃生的同时,还当了一回战场诱饵,为全歼敌军做了贡献。”而实际史料记载这次华东野战军实际上是打了个大败仗。作者分析其实是为了减少士兵们的恐慌和鼓舞士气,上级没有说出这一仗惨败的真相。这样的剖析文中有好几处,足见作者严谨求实、秉直书写的态度。非虚构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书写历史,当历史记录和记忆发生偏差时,作者这样客观记录,多面分析的做法其实也是在修正历史,这或许也是非虚构这种文本存在的一种意义所在。

  作者采用双线并置的结构,两条线并进叙述父亲母亲的身世,成长和各自走上革命道路的轨迹。像DNA双螺旋结构,相互缠绕却并不相交。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这样的双线叙述并不跳脱,而是相互映衬,对比和回应,显示出一种令人震撼的落差和戏剧性。

  作者写到同一时段父亲郭永绵在林溪村承受生命的至暗时刻的同时,母亲薛联却在两里之外的固晋村渡过了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两个人近在咫尺,却要在五年之后才真正相遇。还有一段讲述在富安区委的一次会议中,敌人突然闯进会场,中共党员杨炯被敌人射杀,被送到母亲薛联的医院中,而父亲郭永绵当晚其实是和杨炯在同一个现场,并在那次会议后被伪军逮捕,开始了另一段惊心动魄的卧底生涯。郭永绵的叙述是他吹灭了蜡烛,而薛联经由杨炯的叙述是杨炯不顾个人安危打翻了油灯。尽管版本不同,母亲和父亲却是通过杨炯这样一个人物奇妙地勾连在一起,然而那时的他们都浑然不知他们之间只隔了一个杨炯,只隔了一个夜晚。

  这种戏剧的交错令人想起电影《日瓦戈医生》中的第一幕,男女主角都在同一辆公车上,车到站,一个从前门下车,一个从后门下车,要到很久以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才会出现交集。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甜蜜蜜》里,电影最后一幕回放黎小军和李翘在深圳开往香港的火车上其实是面对面的座位,却都埋头睡着。火车到站,他们下车,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要在几个月后才会再次相遇。

  这样戏剧性的安排有着微妙玄奥的文学艺术之美。只是在《长河逐日》里,这是真实存在发生过的,而非作者文学创作所为。

  而同样充满戏剧性的是郭永绵在被马来西亚当局遣返到香港时,按常规都会把这些马共政治犯交到手里,那一次却意外地把他们几个政治犯放掉了,郭永绵从而幸运地躲开了被处死的悲惨结局。然而强大的是命运,连时间都打不过命运。时间不过是命运的工具,时间埋在命运深潭里的炸弹在几年后引爆,这次侥幸又成为郭在党内整风运动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七大疑点之一。郭在愤恨中砍下自己左手的两节指头已示明志,也苟且保全了性命,然而这番悲惨经历比起其他或投河或上吊或被党内人士迫害而“不幸牺牲”的同志又不知幸运了多少倍。

  而薛联身患血吸虫病缠着小脚的母亲孤身一人穿越日伪军的炮台和封锁线,在数万新四军中大海捞针般地找到女儿也堪称奇迹。薛联当年在飞机投下炸弹无处可逃只能坐在那等死的时候,炸弹却意外的没有爆炸,紧接着,另一颗投下的炸弹也没有引爆。这些巧合和幸运如果写在小说里,评论家恐怕会认为太戏剧性,太缺乏真实感了。事实上,现在许多小说正是因为这个顾虑而刻意地去戏剧性,一味地追求平淡。而这部作品是非虚构,作者的坦荡诚实和非虚构作品的特质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命运的强大和令人震撼的真实的力量。

  同时,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历史过往层面上的叙述,而是掘地三尺,思索探寻,溯源而上,试图打捞出故事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故事背后的人性。当写到父亲郭永绵亲手处决伪军叛徒时,作者是这样分析他杀人背后的动机:“血液深处的残忍和杀戮是一种随时可能苏醒的怪物。在正义的名义下,亲手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使他确认自身的强大和饱满,从头收拾残破的精神山河,再次找到在这个世界的定位。”面对人性的幽微和残忍,作者做出了深刻而犀利的剖析。又比如郭永绵在被捕后编造自己是南洋矿工主的富家子弟,因为失去经济来源而去苏北军政大学求学。作者分析父亲少年在锡矿做苦力小工其实是编造这样美丽梦想的深层次原因,甚至是有些弗洛伊德似的潜意识所为:“而他早年的梦想,却用潜意识的姿态,出现在他编造的履历和供词里,帮助他反抗阶级敌人的迫害”。

  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笔墨直接描写战争的惨烈,但是从几个小细节中,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生死的玄妙。比如郭永绵“带着突击班,搭着云梯,冒着敌方泼天弹雨,爬上城墙,与守敌厮杀”,手掌被铁丝网划开,露出森森白骨,此后也留下一条深深的疤痕。比如敌机投弹时郭永绵宁肯守住一锅牛肉也不愿逃逸。比如薛联在动手术来不及躲避敌机炸弹的时候干脆坐在那不动。

  他们一次次奇迹般的生还正是因为他们已然超越了生死,“不抱希望活着,也就不怕死去,”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态度并不陌生,比如越南作家保宁在《战争哀歌》中写道:“敌人AK步枪里的30颗子弹一下子打光了,可居然没有一颗射中阿坚。他既不反击,也不开枪,似乎他想给那个敌人幸存的机会,让对方有充足的时间装填子弹。可正是阿坚这极度厌世的态度,使那敌人惊慌失措,手颤抖起来,最后连机关枪都掉到地上了。”又比如艾伟在他的长篇《爱人同志》中写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可有时候子弹好像有自己的思想,它总是寻找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每次战斗打响,刘亚军总是冲在最前头,他大摇大摆冲向敌人的样子,就好像他正走在铺满鲜花的大道上。子弹总是从他的身边擦身而过,连表皮都很少伤及。”战争是残酷的,生死是掷骰子一般的随机和无常,这大概也是薛联之后从来不看战争片的缘由。

  而比战争惨烈更让人唏嘘的是命运的翻云覆雨和穿插其间的黑色幽默。郭永绵在马来西亚被捕就要遣返到中国时,他的母亲拿出他的出生证证明他其实并不是中国公民,而是出生在马来西亚。面对黑纸白字的出生证,郭永绵才知道自己原来不是母亲的亲生儿子,而是他们从别人手中买来的养子。

  另一处黑色幽默在与郭永绵一直在追问的马共党龄一事在1946年终于得到落实,却在三十年后郭的交代材料中袒露经多方调查,他的介绍者当时都不是员,他也从来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而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员,并因此入狱,遣返,千万里辗转到苏北,最终真正成为一名的实践者。这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从“自己以为是而外人不以为是”到“外人认可自己却意识到并不是”的经历让作者长叹“黑色幽默,也不过如此这般,也终有收场之时。”

  如果郭永绵不是因为误以为自己是马共党员,或许就不会遭受日后被遣送回中国,又辗转在国内抗战,他或许就留在了马来西亚,成为黄锦树笔下阴雨连绵的热带蕉林中的抗日马共人员。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有多少是巧合,又有多少是必然呢?

  在时代的狂流面前,个人的命运有如浪尖上的浪花,偶尔绽放,倏尔又泯灭其中,杳无踪迹。时代造就了英雄,郭永绵从第一次进入上海灰溜溜不敢露面,到1949年站在高高的坦克之上再次进入上海,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已然是时代的英雄。而谁又会料知这个战争的英雄又会在之后的一次次运动中因为曾经的被遣送又意外释放的经历,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马共组织关系而一次次被整被批,人生际遇从此动荡不安?

  整部作品语言鲜活到位,叙述引人入胜,开首好,收笔也极好。倒数第二章极其简练地写到父亲母亲在走过血色革命长路后平淡无奇地经人介绍结婚生子,“7年后,他们离婚。此生再未相见。”最后一章则是简要陈述作者名字海翔的来由。从吴清云到郭永绵,从薛秀珍到薛联,从郭薛海翔到薛海翔,名字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家庭变故乃至时代变迁的折射,作者文中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变更,正如没有触及郭永绵是如何从赤道附近的热带岛屿,历经多次运动沉浮,最终客居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而母亲薛联则从苏北的乡村少女蜕变成一位技艺精湛的外科大夫,之后成为一个医学教育管理者,长年出入于上海市政府大楼,那一定也是一段绵长跌宕充满荆棘的逐日之途。这些留白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错漏?无论哪种,这样的留白都是余味无穷而又令人无比期待的。

  二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硕士。小说见于《当代》《芙蓉》《江南》《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评论见于《书城》《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重返2046》获华语科幻星云奖电影创意入围奖。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小说排行榜。著有小说集《重返2046》,长篇小说《狂流》《暗涌》。

  薛海翔,作家。1951年出生于上海。15岁因“文革”辍学后,在广西壮乡插队务农,黑龙江炮兵部队服役,上海科学院从事激光科研。1977年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机关干部,赴深圳特区创办民营公司。1987年赴美留学,1990年创办《美中时报》,现居丹佛。

  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1981年发表成名作《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获首届《钟山》文学奖。至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早安美利坚》,累计发表百万字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被国家外文出版局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发行国外。

  1996年,开始创作电视剧的文学剧本,写就并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处女作《情感签证》,其后,拍竣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累计有九部222集以及电影文学剧本2部。电视剧的题材,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如《情感签证》(美国),《恋恋不舍》(日本),《在悉尼等我》(澳大利亚),《情陷巴塞罗那》(西班牙)等,直击金融风暴和反腐的《红玫瑰黑玫瑰》,描写股市股民的《就赌这一次》,关注艾滋病的《生死同行》,历史题材的《栀子花白兰花》,谍战剧《潜伏在黎明之前》,以及古装剧科幻剧等等,贴近时代特点观剧热点。其中,23集的《情陷巴塞罗那》为首部中国与外国合拍并在两国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44集的《潜伏在黎明之前》居全国收视前列。电影文学剧本《亲吻江河》获“2008年夏衍杯创意电影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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